张思之/文

　　粗读李庄案，得鲜活印象：主持审判的法官，支持公诉的检察官，两位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李庄参与下，无不做了恰当精到的“演练”。十多个小时的唇枪舌战，嬉笑怒斥，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互存歧义，对证据的态度颇有区别。

　　一审判词则提供了虽不典型但却生动的判例，证明非法不公的程序无助于实现辩护职能，不可能达到实体公正。其基本内容印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博士十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法律时代，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一是曲解法律，一是玩弄证据。”他讲得动人心魄，多么中肯。谨针对李案，试举两三个要点，略加分析，就教于各界人士。

　　人们记得，那篇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为题的报道，于不经意中透露出一个消息：李庄一到重庆，即受到非法监控，随之而来的是“陪同”会见，监视监听，全程录像（庭上不予出示），收集加罪律师的证据。办案律师，顿成异己；异议歧见化为异端邪说,于是“抽调（三个）专案组、（一个）总队、（三个）分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意欲痛歼。而被控律师并不“知己知彼”，面对阻力，操作中又少了点理性修养，抗争中更缺乏适度节制，于是陷入重围,顷刻之间，惨遭灭顶。专案组用兵之神速，未闻先例。司法问题，偏离了用法律解决的方向，这是李庄案中矛盾发生发展的总根源。

　　专案组办理讼事的成败得失，只须做历史的考察，应知其恶。法治时代，这无疑是极其落后的审判制度、组织形式，而今重拾，实属倒退。

　　专案整治李庄，声势浩大，却少不了检举人龚刚模。龚是否曾受刑讯，实是案中焦点。一审中不审不问，有违审案理讼常规。比如有无刑讯的鉴定，法官未经质证，判词硬下结论，只好语顾左右，说：“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不否认龚体有“伤”，且“系钝性物体所致”，那为什么不查问：他被押于监所，是谁用哪种“钝物”致他受的伤呢？为什么要“致”他成“伤”呢？公诉人一句“造谣”就让事实真相滑过去了。法官予以支持,根据却是：“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的供述相互吻合，因此应断定不发生刑讯逼供问题。”

　　果真如此么？姑且不论民警，医生证言未经质证，身体检查之说不无疑点，总之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何况它与龚刚模同案犯樊奇杭当庭历陈惨受刑讯的情节，天差地远，而樊奇杭的供述与当初龚本人告诉律师的情况又绝无二致，“相互吻合”，有什么理由不予采信呢？

　　我们的辨析引发出要害问题：龚刚模的“检举”是否真实？无妨研究一个细节：一审判词认定，“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一案提讯龚刚模时，他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可是，此前那篇《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认定的却是另一番情景：龚在狱中突然表现沉闷，连续数日，终于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按下警铃，举报了李庄律师。据知跟着还写了书面举报，先不说这份书证竟也未当庭交付质证，这里接受口头与书面检举的只能是看守所警员，绝非承办文强案的专案人员。至于对检举人的心态描绘和具体实施的细节，差别之大，不言而喻。两种不同说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检举”本身确有重大瑕疵。作为推断事理的法官，怎么可以轻信某种说法而不过问审查？

 

众所周知，证言因其符合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受重视。但这种证据很不稳定，常有争议，证明力不强，错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是故《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明确要求：“（法官）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法院据此作出司法解释：“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种例外：一是未成年人，一是“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经法院许可不出庭。综观这些规范，听取证人的陈述，实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是无可替代的权力；同时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必经程序和法定要求，属义务。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法庭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无疑是曲解。有些证人在押，已失自由，要他出庭还用“强制”么？判词还说：“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在于：“未到庭”是否合法？

　　还有，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不经质证，难辨虚实。还应指出：宣读的如是侦方“讯问笔录”，那只能认为是工作记录而非书证，是否真实，应经被讯者认定。然而所有这些，法官一概不理不顾，硬是专断地判定当事者伪证！

　　人们要问：李庄伪了什么证？哪些？表现形式是什么？与此相关，李与控方证人没有接触，他们做的哪些证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这些若不能如实回答，凭什么加人以罪？

　　判词说：“从犯罪构成上讲，（李之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可是，如无证伪之果，伪证何以成立？从犯罪构成分析，本罪侵犯的客体，一是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二是公民人身权利。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疑是会见被告、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未进入诉讼，他侵犯了哪种客体？客体不存，罪名何以成立？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一审还是效其前驱，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了罪。《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律师因306条被误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立法技巧的不慎带来的恶果，该彻底改正了。否则，辩护制度必将弱化,难免蜕变。

　　李庄获罪了，二审一定会维持。对此似乎不必灰心失望。法律人士可通过此例深入探讨该怎样推进法治的发展达到功成；而律师则正可从中汲取教益，以精湛专业和自强风骨义无反顾地为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

　　错案不免，功成有期，我们应看到希望。■

　　　　作者为知名律师，曾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辩护律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