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迟迟不见民主落地？
 许章润  

 中国法律信用网www.law-credit.com   2010-3-29   来源： 中评网

   
          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讲座中，一位听众问我：从严复一辈先贤下迄于今，六代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超逾百年。然而，放眼当今世界，特别是主要大国，民主已然蔚为普世之制，唯独中国一家独后。换言之，只有咱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这是何故？有哪些问题值得一思而再思？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也是今天中国大家都在苦恼的事情。而且，不管迎拒，这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情，眼面前的棘手的难题。包括官学两界和一般民众在内，四海之内的亿万华裔子民，无分左右，不论姓资姓社，相信均为此寝食难安。
 
        I.

        不过，单说“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至少在词义上不够周延。实际上，放眼中华大地，不仅有“先富起来的”人群和地域，而且，也有“先民主法治起来的”样本。就民主言，台湾是中国文明区域内率先进入民主体制的先进，标示着中国文化对于一切优秀文明因素的接受意愿和吸纳能力，彰显了清末变法以降中国社会主流政治意志终成善果。就法治看，香港堪为样本，当然，也是个特例。在此，如果说香港的法治成因中不能排除一段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正如其迄今“有自由，无民主”同样源于这一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台岛的民主可是儒家文明的中国社会自我打拼的结果，一种演生秩序和移植秩序的相辅相成之作，对于整个大中华范围内的民主建设，特具典范意义，尽管它也仍未臻达成熟的民主阶段，闹剧连连。同时，即就中国大陆晚近三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而言，无论是在“规范”的文本意义上，还是政体本身对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自觉，抑或社会的多元趋向、自我组织能力与宽和包容胸襟，均不可同日而语。不期然间，中国实际上已然步入“训政初期”，缺的是“历史三峡”转型后期的临门一脚。①其之实实在在，一如中国的民主法治至今的确迟迟不见落地。事情本身如此，纠缠交结，非人力所能即刻奏效。而且，理论逻辑代替不了历史逻辑，着急和愤懑都于事无补，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要说清这事，还得回头从历史讲起。中国这一百多年，是一个多重主题变奏的历史进程，但核心问题不外乎“国家建构”，自“救国”而“建国”，经由“建国”而“救国”。首先，西方列强打上门来，导致“救亡”成为当务之急，引发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救国、建国”之前项。由此，同样是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后然，引发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而“救亡”或者“救国”，恰恰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第一主题，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围绕着国家建构的“救国”和“建国”，构成了整个这一转型时段的时代主题，延绵至今，尚未完结。
 
        也正因为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救亡不可回避，所以必须建立民族国家，自朝代政治、王朝政体递次转换为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中国一个现代形貌，再求进境于民主法治，形成中国的国家能力。如此才有可能“救国”，也才能救得了国。实际上，其一脉绵延的基本历史逻辑就是，初期模仿列强，先自上层建筑入手，砌筑中国的现代形式，至少先搭起个大框架，进而追求后续诸项，也才谈得上后续诸项，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为什么1911年的“第一共和”，于帝制崩塌后横空出世，府院部局，像模像样，有板有眼，虽然社会本身一仍其旧，人民还是那群人民。其间的理路在于，“救国”在先，“救国”必须“建国”，也必将导向于“建国”，而“建国”正在于“救国”。于是，从一开始，“建国”就伴随着“救国”同时发生，“建国”从破坏王朝政制、搭建现代国家制度的框架开始，而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国家建构叙事的一脉不息源流。
 
        如此这般，进而，话锋一转，为了“救国”而“建国”，则所建之国不仅当然满载现代性视野下的国民美好愿景，而且必须承载得起“救国”的当下殷殷托付。换言之，其之有心之外，复需“有力”，而且必须首先要“有力”，才能不负建国者的期望，也才能满足救国者的托付。——短时间来看，一种集权或者极权的存在，恰恰有力量，其他的选项，只好靠边站，也只能靠边站，一切俟诸他日吧！所谓力量，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力量，而且是“能够”集中力量的力量呢！集中是多元的对立面，而民主恰恰以多元为基础。职是之故，不难理解，相当时段内，国共两党，均不约而同地膜拜列宁，共同奔向这一政党模式和政治形态。
 
        其间穿插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演的一大基本背景是，晚近一百多年恰好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世界人类被迫经历了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和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两度洗礼。换言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掠夺，使得中国被迫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起而应战，不仅要在应战中迎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内部的自我转型，包括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更张，而且，要于更张中稳住局面，不能因为更张而失于救亡。因此，无论是“应战”还是“转型”，对于当年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来说，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则万事皆休。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宪政不外乎“势”与“理”两相调剂后的统合之物，而中国各种力量之间无理可讲，没法沟通，又无一“势”绝对独大，大到足以统合的地步，故尔只好彼此火并，打成一团乱麻了。而无论是“势”还是“理”，不管哪一项，均非一蹴而就。所以，置此宏大世界背景下，整个“第一共和”就一直不曾共和得起来，最后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至少做到了一“势”独大，整个社会旋成一个铁桶，不仅办成了“救亡”的大事，更是完成了“统合”的大业。
 
         进而，1949年“第二共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红色共产政权”成立之际，适值“冷战”爆发，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与高压之下，意识形态冲突、地缘政治角力与东西文明扞格混合一体，“反华”与“反共”遂搅成一团。它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人民共和国不期然间担当起受难者形象，身处角斗士位置，反赋予了“红色共产政权”以存在的根据。正如“一战”后英法的贪婪和残暴催逼出日尔曼的强烈民族主义，其实参与缔造了德国法西斯，西方列强在“二战”后的围堵，恰恰为“红色共产政权”的存续提供了依据。好比说，村庄或者街道，“联防队”的存在总是要以此地经常发生案件为必需。倘若几十年来太平无事，甚至连随地吐痰都不曾发生，那要联防队员干什么呢？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功用了。恰恰昨天张家被偷了，前天李家被抢了，又有阿飞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追逐良家女子，致使鸡飞狗跳，此时此地，彼时彼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并且乐于承认，“联防队很必要，联防队员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战这一严峻形势，反而使得“第二共和”政体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这就相当于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给予国共内战中快要崩盘的那个武装力量以喘息之机。传说周总理还是毛主席，1972年接见来华访问的日相田中角荣，说是“谢谢你们”。故事真伪撇一边，道理则是地道的。
 
        其间徜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思路，可能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就是，如果说为了使得救亡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有效，中国才想到了制度建设问题的话，那么，晚近的改革开放，一如前两次的改革开放，②恰恰是因为“应战”能力有限，故尔，为了增强能力，获得看家本领，所以才会被迫改革开放。毕竟，“救国”之后还需“建国”，而且，更主要地在于“建国”，使得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调整了行事方式，不是以“消灭”对方，而且以将对方纳入既定议程的方式，来行统合之实。这也使得“被统合”者遭受“颠覆”的担忧有所纾解，而使得启动“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许，愈是“封锁”与“围堵”，巩固之心愈切，反倒形成了僵局。看看今天的北韩，其情其势，一目了然。但是，它们无一能够与那个叫做民主法治的人间制序兼容，也是明摆着的事。今天中国一度被称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赋名与受名双方，好像都为此发明沾沾自喜，各怀盘算，但其实讲述的不过就是“纳入既定议程”这件事而已，老套的西洋“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那一套而已。而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一时民主不起来，但终究有望民主起来。
 
        正是在此宏大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直至今日，还有一些先生们说先放弃个人自由，民主缓行，而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急行军来实现百年追求的救亡、富强目的，如此再猛干三十年，那时再讲民主法治。此与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倡言通过民主体制、市场经济来实现兵强国富，其实是两个极端，而内在理路则一，纠缠的仍然不外是“救国”与“建国”的逻辑。但是，今日中国“救亡、富强”的目的早已实现或者初步实现，“建国”大业中最为辉煌的民主殿堂，实在是到了该好生修建的时刻了！无视此一时间节点，傥论“再忍三十年”，可谓昧于时势，而终究违于时势。至于华裔学人，居港澳，享高薪，运用言论自由，撰文发话，谆谆告诫“内地同胞”不要相信民主，更不要轻易废除户口制度，否则会乱云云，则又另当别论了。
 
        至此，不难看出，晚近百年的中国国家建构历程，是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步推进过程。双重主题，交响曲调，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文化转型，致力于“国家建构”的宏伟史实。此时此刻，直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民主法治才会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汲汲于登堂入室呢！如果说此前不免操之过急的话，那么，此刻可就是十万火急了。昧于此，人琴俱焚。